我曾经困惑过一个现象，那就是老一辈人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总是有着与我们这一代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喜欢使用“翻天覆地”、“惊天动地”这种极为震撼的词汇来形容这几十年来生活和经济的变化，而我们这一代人则更倾向于用“日新月异”这样的词语来描述。我所说的老一辈人大多数出生于70年代之前，而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则是在80后、90后。

　　后来，我查阅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翻阅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工业、商业和科技等。与今天的中国相比，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天差地别的局面。

　　这时我才逐渐明白，为什么老一辈人对这些变化的反应会和我们截然不同。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奇迹。

　　我们与他们认知上的差异，实际上来自于他们亲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那十年，经历了一些我们无法亲身体验的重大事件，譬如今天提到的这个神秘机构的成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历史性会议召开之前，国家领导人已经举行了为期35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这个报告其实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性文件。

　　这次会议有两个最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它将全党全国的工球盟会官网入口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其次，它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农业改革也因此开始。

　　在会议之前，国家的经济状况可以用“缓慢且落后”来形容，特别是在工业技术方面。中国的工业技术发展可以简单地分为三个领域：民用、军事和战略储备。

　　在民用领域，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大致相当于苏联60年代初的水平；在军事领域，大约与苏联70年代初相当，这一方面得益于我国核武器的研发；而在战略储备领域，中国则与美国50年代的技术相当，尤其在两弹一星领域有所突破，但在航空航天和高端制造领域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化学、生物、材料等领域的差距则较为显著。

　　总体来说，若与美国的科技水平对比，中国在一些先进领域仍然处于60年代的水平，而在许多落后领域的技术差距更是不可小觑。此外，由于我国的工业体系与苏联紧密相连，采用的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技术标准体系，而苏联在科技上的下滑趋势逐渐显现，这使得我国若想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甚至是从头开始。

　　1979年1月底，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约一个月，应美国总统的邀请，展开了为期九天的访美之行。这次访问不仅为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广泛接触铺平了道路，还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

　　当时的国际格局依然是“美苏争霸”，尽管苏联已经进入了衰退期，但其综合实力仍然仅次于美国。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独立发展的倾向，在苏联眼中是“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表现，这也是越南侵扰我国边界，并引发我国进行自卫反击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进入80年代初，国内局势逐渐稳定，不再面临直接的战争威胁。同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逐步缓和，这使得中国能够迅速进入经济发展的轨道。

　　1980年，全国科技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为1958年）在北京召开。会议使得科技领域的思想重新统一，科技发展重新回到正轨。然而，尽管科技工作推进迅速，但其效果显现却较为缓慢——科协的恢复职能，并不意味着马上能提升生产力。

　　首先，创新机制相对落后。当时仍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国有企业为主流，仍然存在大锅饭文化和个人奉献文化，导致创新效率低下，缺乏自下而上的创新氛围；

　　其次，受教育程度的普及程度较球盟会官网入口低，高等教育规模不大，科技领域的知识结构严重滞后。科技行业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困境，五六十年代的“老大学生”和恢复高考后的新一代大学生知识水平都与国际前沿脱节。

　　然而，时间不等人。为了尽快在重大技术装备上实现技术突破，1983年7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林宗棠等人建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也称“110号文件”）。同时，设立了“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简称“重装办”），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在核电、三峡水利、大型火电等领域进行技术攻关。

　　重装办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工业装备国产化的开始，尽管前期进展缓慢，国际差距巨大，但这也为日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